船到湄南河畔的曼谷香格里拉饭店，踏进这气势恢宏而环境宜人的处所，恍惚觉得是在参加一个豪华旅游团。
穿过河畔餐厅、游泳池、名品专卖店廊，终于找到“妇女权利和发展协会”第十届国际论坛的报到处，在密密麻麻的参会者名单中找到自己，拿到90页厚的会议指南和泰国妇女手工刺绣的会议挎包，顿时有了走进妇女运动的感觉……
相聚的理由
 静静地，不是安睡在母亲的怀抱，就是躺在婴儿车上，10月27日到30日期间，我无数次遇上这个9周大的婴儿，见我探寻的目光，年轻的妈妈笑笑：可能是最小的与会者吧。原来，娘儿俩来自斐济，在太平洋辗转乘了13个小时的飞机来到曼谷。
行前，曾听说“妇女权利和发展协会”（AWID）3年一届的国际论坛是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论坛之外最大的妇女聚会。创办于1982年的“妇女权利和发展协会”是一个大型会员制国际组织，2000年经过转型，目前拥有分布在100个国家的6000多个人成员和250个团体成员。此番聚集的1800多人，绝大部分是妇女，还有一些男人，来自120个国家。
“我们所为何来？”开幕全会上，两位主办方代表轮番阐述理由：
首先，我们是来进行实地的全球联网。在此，我们既能为自己的女权主义的身份而骄傲，也能怀疑这个身份，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分歧和冲突都在意料之中。
我们到此，是为了理解我们所进行的变革，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身边的世界在如何变化：全球力量令人沮丧而各国政府在促进妇女权利方面也在全球互动。军国主义、武装冲突、公司控制和宗教政治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关联日益令人关注。
我们更是为了着眼自身，直面妇女运动面临的种种内在挑战。需要恢复我们的彻底性，思考妇女运动机构化（NGO化）带来的诸多益处，以及它如何制约我们和权力结构过招、如何妨碍了我们为社会公正而战。我们需要对挑战更有前瞻性，找出新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知识以确保我们对周遭世界有更加全面的理解。比如说，能否在自然灾害成为重点关注领域之前，我们的核心战略和议事日程中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些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评估我们的成败得失，需要探讨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和有效地工作。我们需要在运动内互相支持，和其他社会运动、和体制内的男女女权主义者相互支持。年龄、阶级、地理、性取向等的多元，还可能因为及其个人化而变得麻烦、杂乱、困难。需要面对我们内部的多样性，并用我们的能量、幽默、优雅和诚实来处理。我们也需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照料自己的身心，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干劲十足、热情洋溢、精神充实。（难怪，每天清早草坪上都有教授简明的“女权主义瑜伽”，“健康室”在会议间歇为有需要者提供15分钟按摩让其解除疲劳，最后一天早上还介绍如何静修养性）
 我们也是为寻求答案而来：变革如何产生？相比之下，我们比较多地去理解政策的影响和影响妇女生活的各种力量，但是较少分析解决系统性的性别歧视的有效对策。我们知道问题何在，但并不是总明了解决之道。我们中较多的人知道进行批评，较少人知道如何掌握权力并进行我们所呼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我们不是为变革而变革，我们意欲挑战和转变那种使许多人遭受多重压迫的深层的权力关系。
变革如何产生？通过民众教育建立运动；通过战略联盟促成变革；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人和机构实现变革；激烈的或温和的街头政治；进入体制；让社会性别专家进入主流的官僚机构；利用民主进程或权力；有效运用知识发出声音来影响政策和政治变革；改变舆论；利用通讯信息技术；发现和创建小型的草根另类活动。工作在政府部门、跨国公司、资助机构、小小的草根组织、工会、研究机构，以及全球网络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们，对变化如何产生有着不同的想法和实践。这个论坛能让大家带回一些关键答案，以及进一步的问题。
国际妇运生态管窥
此次会议在亚洲召开，亚太地区的与会者人数众多，占到了将近1/3。但细看之下，仍然能发现一些不平衡：此次论坛组织委员会25名成员中，马来西亚、泰国、印度、菲律宾各有一名，而非洲成员有5名；也许，这和协会成员分布状况有关。亚太地区内部，除130名东道国“地主”之外，其他东南亚国家180人与会，而南亚有230人之众，东亚则寥寥无几，浏览与会者名单，中国内地约10人（主要在香港乐施会和行动援助资助下成行），香港约12人，台湾1人，加上韩国、日本、蒙古总数40余人，和太平洋岛国的与会者不相上下。
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在第一天的全会之后按区域分组活动时，东亚竟然被遗漏了。于是，出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来自香港的代表，有的不假思索地到了东南亚那组；中国内地的与会者，则和蒙古代表一样，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了前苏联东欧的会议室，去勾画自己心目中本地妇女权利状况的时间线：60-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来……
 与会者人数多寡，并不能完全表现一个地区妇女运动是否蓬勃活跃，如韩国妇女运动强健但此次较少出现在论坛。但国际妇女运动的生态分布，或许可以略见一斑。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代表多达300人；近年来东中欧和中亚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组织日趋活跃，妇女运动蔚然成阵，在今年3月“北京加十”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年会上她们就十分引人注目，此次17个国家的参会者亦多达325名。西亚北非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妇女之声近年渐显渐强，此次有100人到会；最远道的拉丁美洲亦有代表125人。
怎样让WTO里的大老爷们关注性别平等议题？如何消除税收政策显性和隐性的性别偏见？如何在治理数码空间中体现性别平等？妇女如何有效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如何建设更加强健的妇女组织，如何扩展组织的资源？如何促进青年妇女引领变革？如何将性别平等的理念介入到科学技术中，让妇女享有更加安全和健康的食品、药品和分娩健康的婴儿……答案就在近180场分会中，在一板一眼的介绍中，在激情奔放的辩论中，在活灵活现的展示中，在参与者的倾听和感悟中。
“我们应该成为大会的一个主题，我们是妇女运动的一部分！”这声音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叫做“PRIMADONA”的演出团队。在题为“我们应该如何变革”的第三天的全会上，这个演出队闪亮登场。既是表演，也是发言，他们展示了一群变性人、男男性工作者、同伴教育工作者的理念：不管有着怎样的社会性别、性状态、性外表和性取向，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敬并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在公平劳动协会工作的葛友俐说，性的议题和发展的议题的结合，最让她震撼。“过去我很少把性的问题放到妇女运动政治运动和国际发展中来认识。国际发展工作者也比较少把性联系进来。性快乐更多地被商业利用以达到商业目的，而发展、人权等领域一般只谈性安全而不谈性快乐。性权利作为对抗原教旨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方式，怎样和发展相结合，是今后要深入思考的。”她这番感想，博得了致力于性少数权益的徐玢会心的微笑。
也有人怀有遗憾。在最后一场全会上，主持人首先请参与者发表意见，其中不乏对大会的正面反馈，但也有诸多意见和建议，有人认为应该有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专题，有人提出妇女运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还有人建议为反对性别暴力、为慰安妇争取公正，以及关于艾滋病的议题应该进入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则发现，青年妇女的能见度甚高，而关于儿童和性别不平等，只有一个60分钟的核心组会议。
带着思考去行动
盛会在小号和长笛的余韵中落幕。踏上归途之前，在其他与会者的行李包围中，几位中国同伴在旅馆大堂交流此行的观察和收获：
高涛（西北工业大学妇女权益和发展中心）：我过去觉得法律援助一定要非常专业，对那些没有受到专业训练而自学的人，不太以为然。现在，我看到不一定需要很顶级的专业技术，有些地方基础的东西就行。
杨晶（云南社会性别和发展小组）：我改变了对青年妇女的看法，她们非常激昂，有使命感，今后在我的工作中会积极让青年妇女参与，让她们成为项目管理人才。这次看到那么多有热情有激情坚持理想的人，对我来说是一种再教育，有信心了。
吕频（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如此丰富的话题如此多的人，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运动，一个从不同层面发展的运动，能感觉到一种感召，自己是其中一分子。也感受到不同观念之间的张力。这个领域有很多东西等待去开拓和展示，去启发自己挑战自己。
钟丽珊（香港乐施会）：在未来，我的工作计划会投入青年妇女的培养。还要拓宽我的工作范围，促进性别平等和其他运动的结合。
陈本建（反家暴网络）：借用一个论坛组织者的总结：遇到任何事情都需要思考、批评性的眼光、自信和行动。
我们为何相聚在此？记者想到了开幕全会上，主办方提出的最后一条理由——点燃希望，希望有许多形式：想法、灵感、信心，行动计划，或者带着较少的孤独感归去。(冯媛文/图) | 
